2010年12月30日、31日，2011年1月1日，连续三天报道了深圳残疾人郑卫宁、刘海军被深圳航空公司拒载的事件。 昨天，多位有过被深航刁难或拒载经历的深圳残疾人联系晶报记者，讲述了自己的经历，其中一位提供了被媒体称为“生死状”的“深圳航空有限责任公司过错责任承担声明”。残友们都表示，乘坐其它航空公司的航班，都没有遇到过任何问题，14个残疾人乘坐同一航班都能成行，惟独深圳航空公司“特立独行刁难残疾人”。
残友们称“这根本与航空行业规则无关，这并非行业的问题，这就是深航自己的问题。”
5位盲人称，将与郑卫宁、刘海军一起起诉深圳航空公司。昨天，郑卫宁已经与律师事务所签订了委托代理合同。
深航工作人员问盲人乘客“你会不会吃饭？”
本次事件中被拒载的郑卫宁、刘海军都是肢残人士，而昨天，多位深圳盲人讲述了自己被深航拒载的经历。
宁伯旺是一位盲人，他说，自己曾经乘坐过南方航空等多家航空公司的航班，只要自己走到该航空公司的服务柜台前表明身份，就会有工作人员引导他去办理登机牌，并一直送他上飞机，他的前几次乘机经历也“都很愉快”。
2010年11月9日，他准备搭乘深圳航空公司的航班前往北京，参加心理咨询师考试。他提前几个小时来到机场，到深圳航空公司柜台前表明了身份。这时候，问题出现了，工作人员称他不能登机，在他的请求下，工作人员打了很多电话请示，还是说不能登机。等待了很久，离飞机起飞的时间已经不多的时候，旁边有一位好心的旅客听完他的叙述领他去办登机牌，也许是深航工作人员没有与办登机牌的柜台逐个沟通，他办到了登机牌。好心人又把他领到登机口，几名深航工作人员却又追上来，拦住他，还是不让登机。最后，他被迫“趴在墙上”签订了一份“免责条款”，才登上飞机。被拒载之初，有工作人员问他说“你会不会吃饭？”宁伯旺说：“我觉得这是对我智商极大的侮辱，我不会吃饭我怎么活了几十岁的啊？”
宁伯旺的一个亲戚，视力也不好，买了深航的机票后，因为听说了拒载的事情，打电话去预约登机，结果深航服务人员的反应是“早知道就不卖机票给你”，然后强硬地说“不能电话预约，得带着身份证到我们这里来预约。”宁伯旺说：“结果预约比去机场还麻烦。”
每次都是“准备砸柜台”，才被允许登机
在深圳某医院工作的杨洋，曾经是一名盲人运动员。他讲述了自己和朋友们的遭遇。他说，乘坐其他航空公司的班机都很顺利，最近的一次，2010年12月25日，14个盲人在几个朋友陪伴下登上了海南航空公司的飞机，那飞机是“100多人比较小的飞机”，从头至尾，服务都很好，“非常顺利开心”。在此之前几年里，杨洋所在的6人盲人门球队，曾经飞过武汉、重庆、杭州……“其它航空公司的飞机都没有任何问题，服务都很周到”。
两次有问题的出行都出在深圳航空身上。2002年6月，杨洋所在的广东省盲人门球队一行6人（其中四名有部分视力）在两名教练的带领下，从深圳去大连参加比赛，结果，准备乘坐深圳航空公司的班机时，被拒绝登机，最后“发了火，准备砸他们的柜台”，才被放行。2010年9月初，杨洋的5个盲人朋友，两人弱视，到深圳机场准备乘坐深圳航空公司的航班，其中两个人有一点视力，他们自己顺利地托运了行李、办了登机牌。几个人想“找个人带领一下会快点”，于是向柜台表明了身份，结果立刻就被深航工作人员拦下来，“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航班飞走。”5个人从上午8点一直等到下午1点，也是“准备砸柜台”的时候，才被分别安排上了深航和其它航空公司的班机。
杨洋愤怒地表示，“如果深航非要用‘深圳人自己的航空公司’的宣传语，我建议写成‘深圳人（残疾人除外）自己的航空公司’。否则，那句话就是彻头彻尾的谎言。”
“生死状”的真面目
深航要求残疾人们签署的免责条款，被媒体称为“生死状”，昨天，记者从宁伯旺手中拿到了生死状的原件。
这张原件是“第四联”，开头写着“深圳航空有限责任公司过错责任承担声明”。接下来是填写“声明人、乘机人”详细身份信息的栏目。
宁伯旺总结这张“生死状”说，“他们的意思就是我死我活和他们无关，如果我死了或病了给他们造成损失我还得赔偿，而且他们这还是‘人道主义的考虑’。我听别人念完这个生死状，脑海里出现的就是飞机失事后一片火海的场景，别人的亲属都有赔偿，就我没有赔偿……”
航空法律专家张起淮评价“生死状”的时候说，“第十四条和第三十四条其实都是关于航空公司自己的权力，这些权力绝对是不能随便行使的。不可能说这一次你符合规定，下一次就不符合规定，这个航空公司符合规定，那个航空公司就不符合规定。航空公司行使自己的权力，是不是要尊奉行业标准啊？如果没有限制，一味强调自己的权力，那就是滥用自己的权力。至于免责条款，更是没有意义，该赔偿的还得赔偿。”张起淮说，他这几天和国内多位航空业专家进行了多次讨论，一致认为“深航的拒载举动是无理的、不合法也不合乎行业规范，签‘生死状’则是‘再次践踏了残疾人的人格’。”